滕子京，谁也？北宋庆历时期岳州知府。滕子京的知名度不高，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让他“名垂青史”。下面有趣的历史编辑将为您带来详细的介绍。让我们看看！
《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被降职守卫巴陵县。明年，政通人和，百废有兴，是重建岳阳楼，增加旧制，刻唐贤的诗，属于作文。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对滕子京的人为官有一个大致的评价：首先，滕子京是一位能干的官员。否则，巴陵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怎么可能只用一年时间？其次，还是一个优雅的文士。基础是他重建岳阳楼，想“刻唐贤的诗”，有名楼搭台、文化唱戏的味道；而且，我一定和大作家范仲淹有很好的友谊，所以我可以邀请这位文坛大牌“作文记住”。
但事实并非如此。滕子京为什么要贬守巴陵郡？根据北宋另一位作家司马光在《苏水记》中的记载，滕子京原本是泾州知府，“用公用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滥用公款”，所以被举报了。当朝廷派人调查时，他销毁了账簿，导致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幸运地错过了网络。朝廷不得不将他贬低为岳州（巴陵县）的官员，这意味着观察后效。说起来，滕子京的“贬守”真的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滕子京本应该吸取教训，好好照顾自己，老老实实做人，清白为官。然而，他并没有改变过去，而是在重建岳阳楼的过程中重复了自己的伎俩。“接近万元(一千文)，放在大厅的一侧自掌，不设主典案”，通过设立个人金库，明目张胆地填满私囊，肆意挥霍。
这样，滕子京这个“能臣廉吏”的真面目也就显而易见了。
滕子京是一个值得品味的人物。与普通贪污犯相比，他有自己的聪明才智。有三种“成功经验”：一是善于把握“形象工程”。要想尽快取得成绩，就必须找到突破口，搞一两个有影响力的大项目。毫无疑问，岳阳楼的重建已经成为首选。这个形象项目一启动，一竣工，政治资本和经济效益都可以用一石杀死两只鸟。二是善于装扮自己。
滕子京作为一个贪吃的人，能够成功伪装，利用人们的思维惯性；有文化造诣的人是优雅的人，优雅的人是君子，“君子不言利”是妇女和儿童都知道的事情。因此，在重建的岳阳楼上，为了充门面，要刻上许多“唐贤今人诗赋”。此外，根据一些史料记载，滕子京通常会写诗和填首词。虽然他的水平不是很好，但他似乎是一个优雅的人，可以成为“绅士”之一。三是善于借助“名人效应”。
范仲淹是当时政治上的清官，文坛上的将军，非常有名。让他“记住作文”，一句“政治和谐，浪费”，其社会效应足以让自己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如果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司马光没有以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拥抱滕子京的细节，随着岳阳大厦的广泛传播，谁能不欣赏岳阳大厦的重建呢？
客观地说，滕子京重建岳阳楼，实在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本来他的名字可以和岳阳楼一起流芳百世。但问题的关键是:动机。从滕子京的一贯行动来看，他此举的初衷不应该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应该是在脸上贴金。至于借机渔利，贪婪无度，那就是等下之，不为人齿，天理不容的犯罪行为。
滕子京早已作古，但其遗风依存，似乎今为烈。否则，中央三令五申必须杜绝“形象工程”，但总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否则，很多地方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大量撒钱，办这个“节”办那个“晚会”？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官员热衷于用公款邀请所谓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撰写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和独家报道，为自己赞美？
不能说，这些措施绝对不利于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不能简单地推断，官员们直接从滕子静那样的经济中受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冠冕堂皇的幌子下，他们掩盖了一些官员利己主义的自私。在一些地方和许多官员中，急功近利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疾病和顽固的疾病。
这是一种顽症，可见治愈难，但并非无可救药。从外部限制因素的角度来看，关键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使这些机会主义者不仅不能获得利益，而且让他们承担责任，承担后果。这样，没有人会做腐蚀性的生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教育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牢记权力是人民给予的，应该是人民使用的。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摒弃虚荣心，摆脱浮躁，拒绝私利，脚踏实地，为人民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