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后论功行赏,萧何为什么名列功臣第一?

  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萧何,“汉初三杰”之一。西汉成立后,他担任相国,在英雄中排名第一。接下来,有趣的历史编辑将为您带来相关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大汉开国,谈功行赏,刘邦说了两段很有名的话。

  第一段是被后人反复引录的“三杰论”。

  在说这段话之前,刘邦先问了群臣一个问题,我刘邦为什么能得到世界,项羽为什么会失去世界?

  当时,朝廷里只有两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些贬损项羽、奉承刘邦的套话。刘邦知道朝廷下的英雄们渴望奖励,所以他绕过了如何奖励的话题,说了以下几句话——

  我知道一个,但不知道另一个。在丈夫的计划中,在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亮)。镇上的国家,抚养人民,给予报酬,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即使是百万人,战必胜,攻必取,我也不如韩信。这三个都是杰出的,我可以用,所以我可以用世界。项羽有一个模范增加,但不能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抓住它。

  从表面上看,“三杰论”是刘邦一时兴起的情感话语,似乎在炫耀他控制大臣的能力。然而,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寺庙政治的背景下,这段话绝不是刘邦的随意话语,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吐出的定调话语。

  先看三杰论的比例。前两个是文臣,后一个是武将,文武的比例是二比一;再看三杰论的顺序,战略第一,实践第二,带兵打仗第三。

  这个比例和顺序实际上向文武百官传达了一个基调信号:大汉开国后,政治高于军事,文臣重于武将。

  这是一个概念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虽然刘邦一直讨厌儒家学生,但治理国家是一个政治问题。世界取决于文臣的治理。他同意并尊重这个概念;此外,扬文抑武可以提高战功的奖励标准,使帝国蛋糕少切,因为有战功的武将太多,而这样的文臣屈指可数。总之,这是古今常见的政治手法。用少数筛子过滤掉大部分。

  然而,刘邦当时并没有绝对的帝王权威,所以他的“三杰论”并没有压制所有想要奖励的武将。

  刘邦想拖延这个问题,但也拖不了多久。

  很快,谁的功劳被推到了舞台上。此时,功劳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词,是多方面综合、多向平衡的结果。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刘邦对之前的“三大理论”进行了微调。

  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故封为八千户食邑,居文臣武将之首。

  战功赫赫的武将们一听,顿时炸开了锅。当时君臣礼仪没那么严格。有的武将甚至直接进殿和刘邦争论说,他们这些人经历了很多战斗,出生死亡,做出了这么多贡献。相反,一个只会跳舞和墨水,没有尺寸的小何是什么原因?

  这时,刘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发表了一个非常著名和直截了当的“人狗论”——

  夫猎,追兽兔,狗也;发踪指示兽处,人也。今天的君徒可以得到兽耳,功狗也可以。至于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而且君主一个人跟着我,多者两三个人。现在萧何举宗几十个人跟着我,功不可忘。

  刘邦的意思是,打猎作为一个比喻,你们这些武将只能算是“功狗”,只有萧何才是“功人”。况且萧何几十个人跟着我打天下,不能忘恩负义。

  封赏还没有得到,反而连人都不是,成功的狗,武将们不但没有被说服,反而被激怒了。

  因此,在正式排名侯的位置上,武将们率先推出了一位他们认为应该排名第一、刘邦难以反对的候选人:平阳侯曹参。

  武将的原因是曹参有70多处伤疤,战功无与伦比(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等。),所以一定要排第一。

  刘邦很难反对。原因很简单。曹参和萧何都是刘邦的同乡,都是沛县功勋集团的核心人物,关系很好。

  果然,面对武将推出的候选人,刘邦一时表态不好,但作为一代开国雄主,刘邦有很多办法。

  就在刘邦沉默难言的时候,一个叫鄂千秋的人,心领神会地站出来说了一些刘邦想说却不方便说的话。

  鄂千秋说,列为大臣是不对的。虽然平阳侯曹参攻城略地较多,但都是一时之功,难以与侯萧何相比。起初,皇帝与项羽竞争了五年。他失去了老师,失去了公众。他多次败北。幸运的是,当萧丞相守卫海关时,他可以随时派兵补缺,而不需要皇帝的命令。只有这样,我的汉军才能复活,我的汉王才能夺取世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成就!诸公怎么能用一时之功贬低万世之功呢!臣意认为曹参无虞少一百人,失一萧何汉必无成。因此,应列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完美的基本论!

  萧何第一,故有刘邦的帝王之谋,但也没什么问题。

  萧何排名第一,几乎成了后世功臣排座的典范。

  后来,萧何病重时,惠帝去探望,问萧何,君即百岁后,谁能代君?

  萧何说,知臣莫如主。

  惠帝说曹参怎么样?

  萧何顿首先说,帝得之,臣死不恨!

  于是,这就有了千古的故事“萧规曹随”。

  因此,萧何的政治胸怀和气度,也堪称第一。当然,曹参是大汉帝国的第二代相国,也是恰到好处的。

  大概没有什么比萧何第一,曹参第二,政治排名更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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