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年间，钱学兴盛。杭州一位姓钱的古泉收藏家，以高价获得了一个像榆树一样薄的“榆荚钱”(即榆树钱)，被所有泉友传为笑话。钱某见人笑话，却不以为然，哈哈一笑，依然孤芳自赏。不久，圈内传出一则新闻，说钱某这个“榆荚钱”竟然从北京琉璃厂换成了一个三门面的大门面房。经过仔细询问，这笔钱不是一般的“榆荚钱”，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年号钱”。
顾名思义，古代皇帝以年号命名的铸币是中国货币史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号钱，从两晋南北朝开始，经过唐五代的传承，在宋朝开始盛行。直到清末，这种传承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货币体系所取代。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年号的皇帝。然而，第一个铸造年号钱的皇帝是十六国时期的成汉昭文帝李寿。
李寿，十六国时期成国国君李雄的表弟，聪明豁然，历任重要职务，为开创成国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贤相”。李雄死后，其子李期即位，李寿辅政。李期对李寿很怀疑，李寿怕被杀，常以边境紧张为借口，不去成都朝拜，暗中策划攻取成都。玉恒四年(公元338年)四月，李寿攻占成都，废除李期，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汉，改元汉兴。
李寿很自负，颇有舍我其他人的气息。当了皇帝后，李寿越来越看不起父亲和兄弟，觉得自己比他们强。他“羞于闻父亲和兄弟的时事，……自己赢”，下令“凡人书法家不能说先世政化”，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对于前任留下的法度，他也看起来不顺眼，于是，“凡事制度，都有改变”(见《晋书》)。李寿在位期间没有取得重大成就。然而，他改革了货币制度，铸造了“汉兴钱”，开创了中国年号钱的先例。
为什么李寿要铸年号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李寿通过政变夺取王位。他的名字不正确，言语不好。他把年号铸在钱上，可以显示皇帝的声誉和国家声誉，从而稳定他的统治地位；第二，李寿之铸造年号钱是为了废除旧货币制度，促进国内货币流通管理，促进经济发展，防止外国劣币充斥国内市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即通过货币制度改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成汉的领土主要在蜀国。当时，由于诸葛亮和姜伟多年来对外用兵，蜀国各行各业衰落，经济衰退。朝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减轻货币重量，并依靠货币贬值来维持。西晋后期，八王相争，社会动荡，物价飞涨，货币减重。旧西汉五铢钱经常被凿成内外两枚，称为剪凿钱，公私竞争铸造小钱，以挽救危机。此外，李氏为争霸蜀中，连年与晋朝作战，成汉经济危机无异于蜀汉末年。
在李寿成为皇帝之初，他仍然可以继承李雄的政治风格。他宽容朴素，勤于政治事务。然而，很快，他变得极度渴望贫穷和奢侈；特别是出使后，赵的李洪和王鹏回国后，称赞赵“宫观美丽，叶中富贵”，李寿听后“欣赏”，于是“修建宫殿，引水进城，为奢侈服务”。大兴土木工程需要花很多钱。如果李寿想“勇敢”(见晋书)，只能采取蜀汉末年铸小钱的方式，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汉兴钱，身材瘦小，重约一克，却让人“厌倦了使役，充满了感情”(见《晋书》)，入不敷出，苦不堪言，见证了李寿对钱的贪婪和榨取。汉兴钱按钱文排列，可分为两种，上下排列称“直汉兴”，左右排列称“横汉兴”。汉兴钱因钱轻如榆钱，被后人误认为是西汉的“荚钱”。乾隆十三年(公元1751年)，在《钦定钱录》中纠正了这一说法，指出汉兴钱是成汉李寿铸造的。
通过发行“汉兴钱”，朝廷富了，人民穷了。李寿没有把钱花在民生上，而是更加奢侈，甚至想和东晋抗衡。汉兴三年(公元340年)后，赵国君石虎邀请李寿联兵伐晋，平分天下。于是李寿大修船舰，严兵修甲，率兵鼓噪盈江，准备追溯河流。群臣以“吴会险远，图之不易”为由，“磕头哭诫”(见《晋书》)，李寿也怕世人说他勾结胡人，当汉奸，这才放弃。
李寿执政后期，变得相当冷血残暴，嗜杀成性。为了“以杀罚御下，控制国家”，李寿对比较年轻的人“以杀为立威”，一点也不讲情面。对于李寿的暴政，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毅等人直言不讳地劝诫他们，都被李寿除掉了。有一段时间，朝野恐怖，人心恐慌，以至于世界上的人“十室而九”(见晋书)。
汉兴六年(公元343年)，李寿死亡，昭文帝，庙号中宗。
李寿的定年号是“汉兴”，旨在希望成汉政权像汉朝一样繁荣昌盛；虽然他独特的政治“汉兴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避免了货币流通市场的混乱，但李寿严厉惩罚了法治国家，同时极度奢侈，导致人们无法忍受压迫，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成汉政权在其统治下日益衰落。他死后几年，成汉被东晋摧毁。
虽然李寿只在位六年，但他铸造的汉兴钱却是中国年号钱的先驱，在钱文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钱文采用年代，突破了泰铢两制货币体系。它是中国古代硬币从数量记录到年号的转折点，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大多数皇帝都把铸造年号钱作为建立朝代制度的象征之一。此外，年号钱也引起了日本、越南等邻国的模仿，这可能是李寿当年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