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朋党之争直接导致了王朝的衰落甚至灭亡。宋代朋党之争如何影响士风和政风？
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争权夺利，统治集团内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被称为朋友党之争。虽然朋友党的问题并不始于宋朝，但它是宋朝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朋友党的灾难已成为宋朝政治生态学中最突出的现象和内容。
宋代朋党之争，真正的白热化时代，始于王安石的变法。当时的北宋王朝，虽然表面上很繁荣，但实际上却不堪重负。年复一年，国家财政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廷冗官堆积，国防危机四伏，已是不可改变的地步。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群老臣，却只知道给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调。这叫年轻的宋神宗无法忍受，激动地启用了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北宋变法上马！
然而，随着变法的开始，北宋朋友党之争迅速上升。早年唱高调的司马光成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与王安石指挥下的变法派作战。尽管在后来的历史书中，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试图美化司马光和其他人的行为，并将他们的辗转反侧视为国家和人民的正义行动。但无奈司马光的铁杆盟友文彦博，一句话暴露了这群人最恶劣的用心:为了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为了和人民治天下！
所谓富国强兵，在这群人眼里，都是浮云，动了自己“士大夫”的利益。即使他们毁了宋朝的未来，他们也必须组织一个小组，与改革作斗争。北宋朋友党之争的真正目的是如此糟糕！
因此，在北宋反对派的压力下，朋友党之争的口水中，经过15年的改革，看到北宋王朝内外形势良好，但由于宋神宗的病故，司马光顽固派完全掌握了权力，几乎是闪电雷鸣的手段，废除了所有取得成效的新法律。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彻底踩倒变法派，号称忠君爱国的司马光，甚至忽视了大宋的国家尊严。在北宋掌握了西夏战争主动权的良好形势下，他主动奉承和示好，把北宋士兵血淋淋的西夏六寨割给了西夏！
正是在这些旧党的折腾下，北宋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王安石生前有效的将军，北宋变法的旗帜人物蔡真，被罗织罪杀。这种血仇也导致了继承王安石蔡确变法遗志的变法派干部张敦。在这场朋友党之争中，对老党最悲惨的报复是：大量的老党官员被判有罪，死去的司马光被追捕了所有的奖励。即使是支持司马光的高太后，死后也差点被废除。北宋朋党之争，就这样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当然，必须称赞的是，虽然变法派对的守旧派在宋哲宗年间开始了惨烈的报复。然而，对于守旧派的政治主动性，张敦领导的变法派是去粗取精，尽力吸收，永远不要做司马光这样的肮脏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宋哲宗才有了晚期的宋哲宗，北宋曾经征服了横山的辉煌武功！
然而，随着宋哲宗的去世，老党推荐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上台，北宋完全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正是这样一场朋友之争，最终摧毁了北宋的政治基础，整个官场成为反淘汰。宋徽宗年间，朝廷变成了奸人和傻瓜，最终上演了靖康的耻辱。正是因为这个党祸国，明朝的许多学者认为司马光是北宋灭亡的罪人。
宋代朋党之争如何影响士风和政风？
《宋史·文苑传说：“自古以来，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而一代人的规模，可以豫知。艺祖革命，首用文吏夺取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于此。太宗、真宗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君，都是典学；下之为臣，自宰相甚至令录，都促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这篇文章说明了宋代重文政策本末的起源和深远的影响。后人常称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社会长期稳定繁荣，对尚文政策的创始人宋太祖、宋太宗给予高度评价。
宋仁宗是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例子。他把祖先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仁宗在位期间，朝廷多士济济，文官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天圣三科进士基本构成了宋仁宗亲政后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这些人登上政治舞台，可以看作是宋代政治发展的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再次崛起、主体意识再次觉醒的标志。
这些人充满活力，在学术渊源、文章风格、气质、政治作风等方面表现出新的特点：由于初出茅庐，政治顾忌较少；因为他们在台湾和亭子里工作更多，他们经常自视清流，自称朝廷正直，形成了敢于说话、不顾一切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有着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倡导正统，倡导名节，敢于批评现实。他们不仅矛头指向墨守成规的老政客，而且在人主意志面前相对独立。当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自然会成为大胆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观念的中流砥柱。
从这些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开始，宋代一贯的“右文”政策从此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饱受人文教育、对仕途感兴趣的阶层，士大夫是反映文化统一的决定性人物。他们不仅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释者，也是协助皇帝实施道德和礼仪法治的实践者。在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正统国家的观念、文化统一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与强邻抗衡。宋真宗时期，自吹自擂的禅宗活动表现出这种冲动，仁宗后来转化为士大夫对古典传统复兴更加热情，对宋代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员在对上级和君主负责的同时，注重民本，关心民间，甚至倡导“民贵君轻”，倡导政治道德，强调官员自律。宋代许多著名的大臣和巨人都阐述了礼仪、正直和耻辱以及忠诚和孝道对澄清官场氛围和指导官员行为的重要作用。杨万里说：“用宽不若用，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岳飞的名言震撼了古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这些思想和言论在净化官员头脑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朋友党成为宋代政治突出现象
然而，正是从宋仁宗时期开始，官僚集团中的朋友党争端越来越流行。虽然朋友党的问题并不始于宋朝，但它是宋朝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朋友党的灾难已成为宋朝最突出的政治生态现象和内容。
“朋党”从来都不是历史上的褒义词。起初，它指的是类似的人为了私下的目的相互勾结，然后延伸为士大夫各树党羽，相互倾滚。例如，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之言：“臣闻明主绝疑去诽谤，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晋书·齐沈传说：“动则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蔑，诬蔑则臧否不实，真伪相假。”《新唐书·《李江传》更直截了当地说：“趋利者，常为朋比，同其私也。“在历代人心目中，朋党是一个围绕私利组成的集团，没有道德。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同党之人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因为这个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无论谁，一旦被指控为朋友，不仅意味着政治生活的结束，而且在道德上也有一个坏名声。因此，以朋党的名义攻击政敌，一直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兴起，宋仁宗年间朋党之争具有新的内容和意义。它首先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己的利益和抱负与权臣之间的斗争，然后演变成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击。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认为是朋友党人更注重道德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友党正名。欧阳修曾写过《朋党论》一文，认为朋党有“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的区别，“做君子，但退小人之假朋，用君子之真朋”。他们不回避政争中的嫌疑，以“君子党”为荣，甚至以朋友党为荣。
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不但没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他不仅认为自己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意味着人们对朋友党的讨论并非毫无根据，然后让人们得出结论：所有倡导改革和支持新政策的人都是朋友党。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所熟知，统治者以防止臣下结党营私为首要任务。面对强烈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论点显然缺乏说服力。最后，他把臣僚分为绅士和恶棍。任何同意他观点的人都是绅士，反对者是恶棍。宋仁宗被要求按照这个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为了公开营造一种分裂和紧张的氛围，这不仅使守旧派对改革者有了更深的敌意，也使许多中间派感到不安和动摇。
新进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也暴露了自己无法克服的弱点，突出了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性；自负固执，走自己的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容易结党。结果，他们被授予把柄，这也引起了人主的怀疑；一开始，他们以朋友党为己任，最后，他们以朋友党为对抗。是非混淆，敌我不分。虽然他们想根除恶棍，但他们很容易被恶棍误解。彼等虽然以天下为己任，但也为他的仕途设下了许多障碍，最终难以有所作为。
这些弊端充分体现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性。因此，这些争论再次陷入了“义利之争”和“君子与恶棍之争”的思维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也使统治集团陷入了无休止的恩怨分裂斗争，最终成为新政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西宁之后，朋友党之争愈演愈烈，转化为党派和纯粹利益斗争。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做的是排斥异己的活动。旧党内部也是如此。政治氛围越来越恶化，野心家和阴谋家趁机专权乱政，官员腐败腐败猖獗的局面难以遏制。
官场恶斗从反面教育士大夫。他们心灰意冷，循规蹈矩，谨慎谨慎，完全失去了过去的精神。那些还没有进入仕途的学者也效仿，一步一步，失去了进取精神和正义感。读书只是为了当官，当官只是为了盈利。陆九渊说：“整天从事者，虽然是圣贤之书，但要想要自己的志向，就有与圣贤背而驰的人。推而上之，只有官资崇卑，禄颉厚薄是计，怎么能认真努力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呢？“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文人大夫读的书都是场屋之书，所学的书都是求官之术。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成了幌子，无人深究。这就造成了宋代文风极盛、士风日恶的弊端。
与此同时，宋代科举制度中“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用”的弊端从未得到解决，考试内容也越来越狭窄僵化。绍兴年间还允许“通用古今诸儒，出自己意”。到理宗朝时，经义考试以朱曦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由于考试内容非常狭窄，为了区分成绩，考官规定了各种固定程序，如破题、接题、讲座、讲座、入题、原题等，开启了明清八股取士的先例。因此，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郝首穷经，只为稻粱谋者比比皆是。吹嘘清流空言的人充满了朝野，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却缺乏善良甚至无知，导致了“官强官弱”的局面，为上下营私舞弊、官员勾结合伙作恶打开了便利之门。
虽然宋代朋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权利之争，被认为是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应用，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并没有开辟新的政治局面。相反，它对政治和社会氛围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干扰了政府事务的正常运作和创新的顺利进行，进而演变成党的斗争和斗争，成为一种受到批评的慢性病。正如王夫所说：“朋党之兴始于君子，最终不胜于恶棍，伤害甚至宗社生民，不朽而不息。宋之也有此，盛于熙、丰，与元佑、绍圣交争，而祸于徽宗之世”，“自命为君子人，也倒用其术以相禁制。妖气所薰，无物不殆，难道徒政之所是混乱的吗？人心波沸，正直忠诚之风斩晏。斯也有心人可以为之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