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的文字已经失传，但裕固族的祖先在历史上用维吾尔语创造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般认为，维吾尔语是新疆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在公元8-15世纪主要流行的一种文字。回维语在宋元时期成为河西地区的通用语言，敦煌、甘州成为裕固族先民回维人的佛教中心。在此期间，他们用维吾尔语记录和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大规模的佛典翻译。
明清以后，随着河西维吾尔族势力的衰落，维吾尔族文学逐渐被遗忘，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被遗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一些维吾尔族文献开始出现。敦煌出土的维吾尔族文献约占（包括新疆）出土的维吾尔族文献的三分之一，是裕固族珍贵的历史记忆遗产。
1911年，俄罗斯突厥学家马洛夫在甘肃酒泉文殊沟(苏南裕固族自治县辖区)收入，首先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另外两叶是瑞典考古学家别尔格曼在1927-1935年在甘肃收入的现有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厚纸，黄褐色，保存良好。字体为维吾尔文楷书体，几乎刻本体，清晰易读，语言简洁流畅。这是从唐义净的十卷汉文中翻译的。译者是10世纪著名的维吾尔学者，不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抄本写在敦煌。由于绝大多数现有的维吾尔文献都是断简残篇，因此这本抄写书尤为重要。法国学者沙湾认为，《金光明经》是裕固族祖先“萨利维吾尔族的遗物”；中国学者认为，虽然佛经是从中文中翻译的，但抄写时间是清康熙26年（1687年）。在此之前，新疆的维吾尔族在200年改为伊斯兰教，所以它的抄写者不会是维吾尔人，而是裕固族佛教徒，这份文献表明，直到清初，裕固族至少在宗教界使用维吾尔语。
维吾尔语《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有甘肃省酒泉市博物馆，用中文和维吾尔语书写。从元顺帝到元21年(1361年)，立碑人为唐唐(西夏)族人善居。这座纪念碑记录了从西夏灭亡到元朝末年150年，六代13人的官职世袭和他的官世元朝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了解元朝河西走廊唐兀族的活动和回归中文的使用。据学者研究，这座碑的汉文是佛教禅师写的，维吾尔族作家是苏州信仰佛教的裕固族祖先撒里畏人。
此外，敦煌出土的维吾尔文还有以下几种:维吾尔叙事诗《帝哭与法律故事》；维吾尔秘书文献《吉祥轮律议》；维吾尔韵文体《观音经》；维吾尔语《善恶两王子故事》残卷；维吾尔语《俱乐部赞美》残卷；维吾尔语佛教诗集；维吾尔语《阿毗达磨俱乐部论安与智慧》；维吾尔语《阿昆达磨顺正理论》节本残卷。以上维吾尔族文献都来自敦煌千佛洞，但几乎都流落在国外，就像敦煌藏经洞的中国经典一样。它们分别存放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和日本京都的邻近博物馆。中国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兰州博物馆只保留了少数残留文件。
虽然裕固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浪潮中，裕固族的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以口头传统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迅速变化或消亡。地方政府也在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抢救和保护。每天播出3次，每次10-15分钟，主要播放裕固族的生活习俗、对话、民族历史和民歌。其目的是“在全县逐步形成尊重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
自治县政府成立了裕固族文化研究办公室，从县各部门、单位精通裕固族语言，具有一定的研究水平，热衷于民族文化研究，开展裕固族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创办了出版物《尧熬尔文化》。